当硅谷领袖们用“市政厅”“宪法”这类词汇描述自家产品时，他们其实是在构建一个隐形的“人工国家”。普利策奖得主、历史学家吉尔·莱波雷（Jill Lepore）在其新书《人工国家的兴衰》（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rtificial State）中提出一个尖锐观点：科技公司的高调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修辞，但这些人恰恰是糟糕的科幻读者——他们误读了技术乌托邦背后的权力逻辑，可能正在重复历史上的治理失败。
从“口袋里的市政厅”到“克劳德宪法”：硅谷的建国叙事
莱波雷注意到，科技公司爱用国家隐喻包装产品。Twitter曾自称“口袋里的市政厅”，声称平台能重塑公共对话；Anthropic为AI助手Claude编写了“宪法”，试图用一套规则约束模型行为；Meta则将元宇宙称为“新的数字社会”。这些说法并非心血来潮，而是刻意将商业产品与政治实体绑定——它们暗示着：用户不是消费者，而是“公民”；平台不是工具，而是“治理机构”。
这种叙事背后是硅谷长期以来的“救世主情结”。从“连接世界”到“让每个人拥有AI”，科技巨头总在暗示自己正在解决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。但莱波雷指出，这种类比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：国家拥有强制力、税收权和法律义务，而科技公司只有算法和用户协议。当它们用“宪法”自诩时，实际上是在逃避真正的责任——比如隐私保护、内容审核、反垄断等。
历史学家眼中的“人工国家”：权力与责任
莱波雷将这种科技巨头的治理实验称为“人工国家”——一个由私企创立的、声称能替代或超越传统政府职能的系统。她追溯了历史上类似尝试的失败案例：19世纪的铁路公司曾自称“商业帝国”，20世纪电视网络垄断了信息传播，但最终都因滥用权力而被监管整肃。硅谷的“人工国家”具有相同的特征：集中化决策、不透明的规则、对用户行为的深度控制，以及用“技术中立”掩盖利益诉求。
一个典型例子是人工智能的“对齐”问题。Anthropic为Claude写下“宪法”条款，试图让AI遵循人类价值观。但莱波雷质疑：谁制定这些条款？如何确保它们不被公司利益扭曲？如果Claude的“宪法”只是CEO团队闭门造车的产物，它本质上是一种“技术封建主义”——用户服从于算法君主，却无法参与立法。
为什么硅谷领导人读不懂科幻？
莱波雷认为，科技领袖对科幻作品的误读是问题的根源。他们通常只汲取科幻中“技术乌托邦”的表面元素——比如《星际迷航》的乐观主义、《雪崩》的元宇宙设定——却忽略了科幻的核心功能：对技术权力的批判性反思。真正优秀的科幻小说（如《1984》《美丽新世界》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？》）恰恰在警告：当技术成为控制工具时，社会会走向何处。
硅谷的“烂科幻读者”选择性地忽略这些警告。他们喜欢《钢铁侠》的AI助手贾维斯，却无视《黑客帝国》的机器统治；他们推崇《阿凡达》的沉浸式体验，却忽视《黑镜》的隐私噩梦。这种“技术乐观主义”导致他们相信：只要算法足够先进，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包括公平、正义和民主。但历史学家指出，任何治理系统都需要权力制衡、公众参与和问责机制，而这些正是科技公司最缺乏的。
烂科幻读法：误读技术乌托邦的后果
莱波雷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。硅谷的“建国叙事”已经导致现实后果：Facebook的“全球市政厅”变成了虚假信息扩散的温床；Claude的“宪法”被曝出存在种族偏见；元宇宙的“数字社会”至今没有解决虚拟财产纠纷。当科技公司试图替代政府功能时，却拒绝承担政府的责任——比如违宪审查、司法救济、社会保障。用户在这些“人工国家”中既没有选举权，也没有上诉权，只能被动接受算法裁决。
更危险的是，这种叙事正在影响全球AI监管。许多政策制定者被科技公司的话术迷惑，认为“AI宪法”可以替代法律监管，从而放松对算法透明度的要求。但实际上，技术公司的“自拟宪法”往往比政府法规更模糊、更灵活，更容易被利益驱动修改。莱波雷警告，如果我们允许硅谷以“自治”之名逃避外部监督，那么“人工国家”将演变成一种新型的寡头政治。
历史视角：技术治理更需要“现实感”
莱波雷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复杂：科技公司需要停止使用国家隐喻，回归产品本质；同时，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必须用历史和政治学的视角审视技术治理。她指出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政治重塑——从印刷术催生民主，到互联网催生平台权力。但当前的问题在于，我们让技术公司自己定义规则，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。
“硅谷的领导者应该多读一些真正的科幻小说，尤其是那些关于权力腐败、技术异化的作品。”莱波雷在书中写道，“他们需要明白：技术不会自动带来自由，除非我们主动设计约束与平衡。”这种观点给当前狂热的AI竞赛浇了一盆冷水：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强大的模型时，莱波雷提醒我们，技术的终极考验不是算力，而是它能否与人性的脆弱、社会的复杂性和政治的模糊性共存。